陈 放
（延边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
中国学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至今，在已经出版发行的各种专著、译著以及期刊文献中都可见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对该问题的探讨可谓蓬勃发展。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的持续关注，源于国际间的人际交流日益密切。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业已日臻成熟，跨文化间的各种交际活动日益增多。在跨文化交际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日益凸显，文化冲突在所难免，而文化间的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时容易产生“文化休克”现象。因此，处理和解决好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笔者拟通过对中国学界已经出版发行的各种著作、期刊以及中国知网上有关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问题进行整理与归纳，大体上从“文化休克”概念的界定、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原因与对策、“文化休克”与英语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入手，综述中国学界对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问题研究的成果。
一、对于“文化休克”概念的界定对于“文化休克”的概念国内外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界定。1960年，著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 Oberg）首次提出了“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这个术语。该术语指的是“一个人初次进入异文化环境后出现的各种心理上、生理上的不适应，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是一种有其独特征兆和医治方法的病态反应”。［1］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界看法不一，都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与主张。
其一，“文化休克”的译法。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以及毕继万的《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等书中，在总结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文化休克’是初处异文化环境中的人，对陌生环境产生的一种不知所措和惶恐不安的心情，并由此产生的抗拒新文化和留恋旧文化的病态心理反应。语言不通和交际困难更加剧了这一心理病态，甚至还会导致生理病态的出现”。［2］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中认为，“所谓‘文化休克’现象是指语言学习者由于缺乏对这门语言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知识的学习了解，在学习和使用外语时套用母语的文化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从而产生了语言交际中的误解或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语用错误。这种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由于文化缺失而导致的语言交际失败，就是‘文化休克’现象”。［3］安然的《“文化休克”译释探源》中较为认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的观点，即认为将“shock”译为“休克”或“震荡”最为恰当，能反映出“病、病症、治愈”，而“文化休克”是一种跨领域的形容，且富有类比性，理解起来更清晰明了。［4］而郭孝田的《关于 Culture Shock 汉译的商榷》［5］，冯奇、万华的《也谈culture shock——与邓海先生商榷》［6］根据“文化休克”概念的来源、背景及理论的基本概述，通过字典的相关译释、文献等的阐释，认为“Culture Shock”应该译为“文化休克”。
其二，“文化震荡”及“文化震惊”的译法。文化传播学者陈国明的《英汉传播学辞典》［7］以及他的著作《文化间传播学》［8］则将“Culture Shock”译为“文化震荡”。他认为，“文化震荡”动态感比较强，而“文化休克”略显静态。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则将“Culture Shock”译为“文化震惊”。
其三，“文化冲击”的译法。（美）Richards．J．C．等著的《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英国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编的《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将“Culture Shock”译为“文化冲击”，解释为“首次去国外或一个新地方的人感受到的震惊和焦虑。”［9］而《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将“Culture Shock”译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指在异国生活或访问时的一种困惑不安的感觉。此处将一个概念译成两种不同性质的中文解释，“冲击”是对精神、情绪的影响，而没有达到病理表现的程度，“休克”应是病理表现。［10］樊葳葳、陈俊森等主编的《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11］邓海的《“Culture Shock”何译为佳？》［12］等著作、期刊中，通过分析各种词典，特别是《新英汉词典》、《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英汉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对“Shock”条目的解释，并引经据典地加以阐释说明，最后将“Culture Shock”译为“文化冲击”。
综观中国学界对“Culture Shock”一词的翻译及应用，“文化休克”的译法和适用频率居高。其中包括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在胡文仲、关世杰、毕继万等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著作、译著中，从跨文化交际理论、传播学理论以及第二语言教学实践与应用等角度谈及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并将“Culture Shock”译为“文化休克”。
二、对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相关内容研究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由于交际双方的民族文化不同，生活习俗各异，致使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会产生“文化休克”问题。通过搜集和查询近二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问题的研究发现，相关内容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原因与对策；二是“文化休克”与英语教学及对外汉语教学。笔者仅针对中国学界对此的观点与看法进行分类综述，研究成果大体归类如下：
（一）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原因与对策综观在中国学界对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很多都集中在“文化休克”产生的原因与对策上。但其观点和论证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文化休克”产生的原因
毕继万的《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一书中认同美国学者韦弗的看法，即“文化休克”产生的根源是“失去了熟悉的行为习性（the loss of familiar cues）、人际交往失灵（the breakdow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以及文化身份危机（an identity crisis）”。［2］文化休克不仅存在于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接触中，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接触中，文化休克现象也是存在的。因此，“文化休克”不只是狭义的异国文化碰撞产生的心理现象，也包括不同“亚文化”圈中的双方在发生交往时引发的思想震撼、隔膜和行为上的对抗现象。［13］王晓岚等的《文化休克与对策》、张丹的《文化休克与对策》以及李佳的《文化休克与对策》的论文中也都认为，文化的特性决定文化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小浸淫在母文化中的草莓视频在线观看APP，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受到母文化的影响去思维和行动，而这样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与异邦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可能不尽相同，［14］因此产生跨文化交际障碍，影响巨大。而认识上的误区、刻板印象以及民族中心主义［15］却成为跨文化交际中潜在的障碍。宋鑫的《浅析“文化休克”》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阐述并分析了“文化休克”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休克’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原有文化模式的根深蒂固，当一个人面对新的文化形态时，如果他还以原有文化作为认识和评判现有一切现象和行为的标准，就必定会产生‘文化休克’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进入异文化的人失去的可能是家庭、朋友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东西”。［16］龙晓明的《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分析》认为产生“文化休克”不容忽视“交际适应度（adaptability of communication）”这一因素。“适应度是生物学领域用得较多的一个术语，是指生物体对某一环境的适应程度，所谓交际适应度是指交际参与者在交际的过程中对交际环境、交际对象、交际合作的适应程度。不管是言语行为还是非言语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发生的，如果对交际环境不了解或不适应，就容易产生‘文化休克’”。［17］
此外，居珈璇的《浅析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休克”的原因及对策》（《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黄艳军的《浅析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现象及其对策》（《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82期），蔡荣寿、罗萍、黄丹的《文化休克现象及其克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9期），胡凌霞、文智勇的《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休克”现象》（《东南传播》，2006年第3期），张卓妍的《浅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现象》（《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金秀芳的《论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现象》（《同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朱燕的《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心理分析及对策》（《求索》，2007年第9期），刘敬华的《中西礼貌原则差异与文化休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等论文中，都分别从价值观念、文化语境、思维模式、生活习俗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文化休克”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原因。
第一，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差异。“中国人提倡集体主义，主张‘和为贵’，而西方提倡个人主义，重视个人价值”。［18］“在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人们从小时候起就要学会遵从父母或兄长的命令。个人有义务为家庭或家庭利益做出牺牲，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在美国，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干预或操纵这一选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都有权与人不同”。［19］这些观点还配有很多例证从不同角度对比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并阐述了价值观念差异是导致“文化休克”问题的原因之一。第二，不同的文化模式差异。“文化模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休克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直接因素。特别是中美文化模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产生。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强调协调、平和，以不变应万变，强调群体和家庭的利益，是一种社群主义取向的文化，是一种含蓄、内敛的文化，趋向于一种心灵的交流与沟通；而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及民主法治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变化，注重个人的权利与隐私，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是一种开朗、外放的文化，趋向于面对面的直接表达情感的方式”。［20］黄艳军也说，“由于受到各自民族心理的影响，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载体——语言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会使人们在交际中获取不确切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正常交流，从而产生跨文化交际中的不适应”。［18］朱燕认为，“文化定型是人们对于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属性的一套信念，是对另一民族或国家成员的简单化看法。文化定型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因为人们在交际时对对方行为的预测是以自己对其文化的固定看法为基础，定型准确，交际就比较顺利，定型不准，交际就会失败。特别是在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处，是产生文化休克的心理原因之一，不利于顺利开展跨文化交际，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一大障碍”。［21］可见，不同的文化模式差异会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的产生。第三，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差异。关世杰在《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英美人偏好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英美人偏好分析思维；中国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立’”。［22］也有人认为，“西方人的传统哲学讲‘神凡二分’、‘主客二分’，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英美等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具有一种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美的鲜明特征。而中国的传统哲学一直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中所说的‘从总体上看问题’、‘宏观调控’、‘顾全大局’等都蕴含有整体思维模式”。［23］他们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差异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中的思维模式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产生“文化休克”问题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第四，不同文化的生活习俗差异。在生活习俗上，中美之间差异很大，表现在很多方面，根据所搜集资料的内容情况，笔者仅从称呼、时间观念、行为观念以及礼貌原则等方面进行归纳综述。居珈璇在文中指出，“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以社会为本的整体文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家庭和家族成员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致使称呼复杂化，同时还贯穿着等级观念、纲常伦理以及男尊女卑等观念。相比之下，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使人的称呼趋于笼统”。［24］在时间观念上，有人认为，“时间观念是一个国家认识过去和现在的重要尺度。怎么控制时间反映了一个国家人们的价值观，通过时间观念，可以清楚地了解当地风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是时间的主人，而美国人则是时间的奴隶。此外，在行为观念上的差异拿商业谈判为例，“中国的谈判方式通常都是把原则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放在讨论的第一部分。中国人关心的是长期合作的可能性，因此避免在谈判之初就谈及细节，而是把它放到后面再谈，具有整体原则达成协议的谈判类型特点。而美国人在谈判时，把重点放在细节上，他们认为条约是一系列完整的受法律约束的且必须执行的条款，而原则是可有可无的”。［25］在表达感激上，西方人表达感谢的频率较高，无论事情大小，地位辈分高低，亲疏远近，这体现了西方人的平等思想；中国人表达感激重在真诚，并在言语上尽量夸大别人对自己的恩惠等。可见，“西方的礼貌原则体现了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思想，个体有平等的受尊重的权利，中方的礼貌原则源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中国人的礼貌原则体现了群体趋同，个体希望确立或巩固在群体中的地位”。［26］
2．解决“文化休克”的策略及方法
为了解决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问题，中国学界也给出了很多策略与方法。其中，程茹军的《全球背景下的文化、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休克》从全球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角度入手，指出“研究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休克问题，有助于跨文化人际交流，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理论指导，使人们在实际的实践中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进而提出应从认识和实践两方面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问题”。［27］杜志峰的《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与有效沟通策略》中认为，“首先要具备文化的自觉能力。从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并在文化交往中主动协调各种差异。其次要破除文化中心论。要有开放的心态去认识其他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避免‘文化霸权’。最后要摈弃文化虚无论。在跨文化交际中，放弃本土文化，全盘接受客体文化，并以交际客体的文化作为评判标准，这种取向也会妨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28］朱燕的《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心理分析及对策》和居珈璇的《浅析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休克”的原因及对策》都提出，“要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能力、移情能力以及行为能力。同时还要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如留心的能力、容忍的能力和处理焦虑的能力。而要提高这些能力，可以进行跨文化培训，包括借助多媒体资源进行讲课培训；模拟文化环境训练；互动式训练以及去国外接受培训等，也可以自身调整适应，需要学会开放思想，学会新的习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在新的文化中审视自己等”。［29］而龙晓明的《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分析》、张卓妍的《浅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现象》在行文中都提出，“为有效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至少要具备四种能力，一是言语交际能力，即要掌握母语和外语知识，又要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二是非言语交际能力，即要正确理解不同文化的非语言行为的普遍特征，较好地调节对非言语差异的情感反应；三是认知能力，即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好地了解交际双方的文化，包括表面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四是移情能力，即指交际者不是以自己的经验和文化准则作为解释和评价别人行为的标准，而是要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30］金秀芳的《论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现象》中提出，“为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需要具备语言能力、非言语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适应能力等，主要表现在掌握异文化交流所必需的能力知识；具备以多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思考信息的能力；尊重和愿意体验并了解异文化的能力以及按新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情感开展活动的能力等”。［31］
曲晶等的《文化休克与对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宋鑫的《浅析“文化休克”》（《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黄艳军的《浅析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现象及其对策》（《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以及蔡荣寿等的《文化休克现象及其克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9期）等文章在行文中对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休克”的策略与方法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即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一是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沟通；二是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信息进行交流；三是要熟悉异国习俗和礼节；四是要有心理上的准备，要正视和尊重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要充分认识文化休克存在的客观性；五是可以聘请文化顾问进行专门的辅导训练，指导人们跨越不熟悉的文化领域；六是要进行自我训练，要放松、乐观、耐心和积极地对待异文化，多同新环境中的人进行交往等。
此外，也有人从心理成长的角度认知“文化休克”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郑奕的《文化休克与心理成长》中指出，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化休克，在避免文化休克的基础上，促进心理的健康成长。需要参考以下几种方法：“其一，要提前进行知识储备，了解新文化，同时以某种正确的方式调整好心态，才能促进心理的健康成长；其二，坦然面对新文化，有随时‘师人长技、为我所用’的从容态度和勇气；其三，提高洞察和鉴别新文化、异文化的能力，努力形成具有广泛适应性的新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牢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四，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心理结构，从根本上促进自己心理的健康成长”。［32］
通过归纳可见，中国学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问题的产生原因与对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知与了解，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提出了相应的观点，通过大量的事实论据对于“文化休克”所造成的跨文化交际失误或失败的潜在危害进行了阐述与论证。
（二）“文化休克”与英语教学及对外汉语教学由于英语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属外语教学范畴，因此，笔者依据所搜集的资料内容，对于如何在外语教学中有效规避“文化休克”问题的策略及途径进行综述。
1．“文化休克”与英语教学
董松涛的《“文化休克”与英语教学》中提到，“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采取侧重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教学策略。其一，激活教材内容，进行文化比较；其二，设置英语情景，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其三，捕捉生活细节，介绍文化背景知识等”。［33］王军等的《中西语言交流中的“文化休克”问题》中指出，“教英语要避免‘平面英语’而要教出‘立体英语’。其一，在教学中除传授语音、语法、词汇等英语语言知识外，还要注意联系课文加入背景知识的传授。其二，对于讲课中涉及到的中西文化差异的内容，要反复强调，有意识地选择体现差异的典型材料，加强英美概况和西方文化课的教学内容。其三，对于文化知识背景的传授不能局限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从整体上把握，做到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等”。［34］朱伟芳的《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文化休克与跨越》中指出，“由于汉英文化思维模式差异，汉英语言结构不同以及文化语境不同，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出现‘文化休克’问题，为此，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应提高对自己文化的理性认识，而且需要不断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