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毗邻库姆塔格沙漠和祁连山脉，饱受风沙水害侵蚀。旅游旺季，日均6000多人次客流的人为损害，也让莫高窟不堪重负。
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还能存在多久？
敦煌研究院院长、学者樊锦诗曾慨叹：莫高窟老化消失的趋势，只能延缓，无法逆转。如果敦煌终将消失，有无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流传后世？
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发起现代技术保护莫高窟的“数字敦煌”项目，迄今已24年。目前莫高窟已有92个A级洞窟完成高分辨率数字采集与存储，其中的26个洞窟已完成整个洞窟的图像拼接，数字中心仍以每年20个洞窟的进度进行拍摄。
“数字敦煌”项目意义重大，它既可以留存敦煌的文明，又能缓解旅游带给洞窟保护的压力，在文物保护与展示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与日益迫近的风沙赛跑中，付出常人难以想象努力的敦煌文保团队，带给中国文物保护新启示。
莫高窟在老去
2014年6月13日下午3时许，晴朗的天气骤变，狂风四起，沙尘漫卷，天色浑黄。原本计划前往莫高窟观摩数字敦煌项目拍摄的计划，被迫取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副主任孙志军告诉记者，一旦遭遇恶劣天气，莫高窟就要临时关闭，洞窟里拍摄的摄影师也要提前结束工作下山。
即便天气晴好，莫高窟492个洞窟中，绝大多数依然大门紧锁，只有少数三四十个洞窟之中的8个洞窟轮番对游人开放。
即便保护的力度在逐渐加强，不可否认的是，莫高窟正在逐渐老去。存世千年的壁画，已经难以招架哪怕是飞沙粉尘之轻。
莫高窟位于三危山和鸣沙山的交接处，开凿于石质疏松的砾岩之上，三面被沙漠和戈壁荒滩环绕，受蒙古高压影响，莫高窟所在的敦煌地区气候干旱，风沙频繁，年降水量4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4300多毫米，属极干旱内陆荒漠气候。
远望莫高窟，可以清晰看到三危山脉一侧是布满砾石的砾质戈壁带；鸣沙山一侧则是高达数十米不等的连绵沙山，一直延伸到中国第三大沙漠——库姆塔格沙漠的腹地。
身处其间，莫高窟饱受风沙之蚀。
研究表明，风沙是莫高窟壁画长久保存的头号天敌，沙尘暴造成的风蚀、粉尘和积沙等极易造成壁画脱落、彩塑受损、崖体坍塌等病害。
地处沙漠腹地的敦煌，每年春季是当地沙尘暴高发季节。甘肃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甘肃地区累计出现沙尘暴13次，为近3年之最。4月23日敦煌特大沙尘暴更是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据当地气象局数据统计，莫高窟地区沙尘暴和大风天气日数分别占全年47.5%和48%，沙尘中的微小石状颗粒有8成以上是肉眼难以分辨的0.05～0.005mm大小的棱角状、次棱角状的坚硬石英、长石，在风力作用下会冲入洞窟，对壁画进行撞击、打磨，嵌入壁画缝隙，会使壁画起皮开裂，褪色甚至脱落。
频繁的沙尘暴对莫高窟的影响十分明显。记者走访莫高窟发现，除了对窟内壁画的损害，窟外表岩体虽经后期加固，但连年风沙吹刮，厚达1-2厘米的部分墙体又开裂脱落，露出原始斑驳残损的墙体。
有数据显示，莫高窟的年降尘量每平方公里可达365.4吨。粉尘的沉积，会对壁画进行挤压，使之脱落，这也是莫高窟壁画残损脱落的主要诱因之一。
此外，洞窟积沙对窟内文物的损害也很大，积沙增多会使降水饱和、难以蒸发，雨季来临时积水渗进洞窟内会直接危害壁画和泥塑，使壁画酥碱、鼓胀，甚至脱落。
游客参观加速壁画剥蚀
除却自然的损害，人为破坏也对莫高窟壁画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自1987年12月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旅游价值提升，游客量也随之大增。目前，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量在6000人次以上，2012、2013两年的年游客量均超过70万人次。而据敦煌研究院等机构研究，每天合理的承载量是3000人。
敦煌研究院研究发现，进入洞窟观看壁画，有限的空间内二氧化碳和人身上所带的湿气会迅速增多，这将加快壁画的氧化剥落。敦煌研究院多年监测研究显示，每15个人在一个洞窟中逗留10分钟，窟内温度就会上升5℃，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将大幅度提高。人为损坏也加剧了莫高窟的衰败。
为有效缓解游客对洞窟的损害，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进行长达10余年的研究，利用一些先进手段，如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和空气渗透率等应用来检测洞窟内微环境，以合理控制游客承载量，一旦监控的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超标，洞窟将立刻关闭。
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多身，受风沙、水祸和人为影响，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新近统计显示，492个洞窟中的壁画与彩塑，有50%以上出现褪色、起甲、酥碱、脱落等损害。
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说：“对比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虽然现在的设备技术远超过当年，但拍摄的壁画却很模糊，这说明一百多年来，莫高窟壁画正在老化消失。长期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莫高窟的损害，才出现了这样的后果。”
吴健坦言，莫高窟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它的保护受环境限制，难度更大，因此草莓视频在线观看APP就想到影像的方式，先将洞窟复制保存下来，一旦莫高窟消失了，至少还有影像资料留存。
数字敦煌便因此萌生。
数字建档：拯救敦煌的另一种可能
6月13日，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孙志军向记者介绍数字敦煌的工作情况，并展示《敦煌莫高窟重点洞窟基础信息档案》。 澎湃记者 周平浪 图
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运用高科技手段为敦煌壁画、泥塑还有洞窟分别建立数字档案，将来用作敦煌文化展览等多种形式，为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樊锦诗为数字敦煌项目立项不停奔走，申请科研基金，开启数字敦煌项目，至今已经过去24年。
推动数字敦煌项目发展的，始终绕不开吴健和孙志军两位从事文物摄影的摄影家。
对于数字敦煌的表现形式，吴健表示，数字敦煌，主要是利用摄影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把珍贵的敦煌文物资料采集存储下来，比如，一些在洞窟内受时间和空间局限无法看到的细节，在数字终端上通过点击鼠标查看全景模拟等方式，都可以一览无余。
但数字敦煌酝酿之初，却并没有这么明晰的定位和方向。
1984年，年仅19岁的孙志军进入敦煌研究院从事文物摄影工作，当时他扛着沉重的相机和器械攀爬陡峭的山梁，拾级曲折狭窄栈道，钻进狭窄的洞窟，去采集莫高窟的相关影像信息，至今一干就是30年。当时对于数字敦煌该朝哪个方向走，以什么样的方式，孙志军坦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都是摸石头过河。”
此外，数字敦煌最初阶段受科技所限，也并没有纯粹的“数字化”。
早在数码相机面世前的1999年，敦煌研究院就通过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对壁画进行拍摄。
“当时受硬件设备所限制，草莓视频在线观看APP用135反转片多幅拍摄莫高窟196号窟，前后拍摄3个多月共数百个胶卷，由于国内冲洗技术不理想，胶卷被送到美国冲洗，随后进行数字化扫描，整个过程耗时长、成本高，并且限于冲洗存在不稳定和差异性，影像的品质和统一性也难以保障。由于胶片介质的特性不能提前预览，影像拼接的误差也很大。”吴健说。
以此方式，前后耗时近一时间，才仅拍摄了三四个洞窟，面对亟待保护的492个洞窟的浩瀚规模，如此效率让吴健心急如焚。
2000年，数码相机出现后，研究院首次使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柯达DCS Pro 14n数码相机拍摄了第二个洞窟146号窟。“虽然相机像素仅有800万，但画质在当时是可以的，达到75DPI分辨率，当时这种模式也揭开了敦煌真正数字化的篇章。”
每天在洞窟里和壁画、彩塑打交道，甚至壁画中某个人物的眉目、眼神和身姿都十分清楚，在拍摄的过程中壁画出现剥离、脱落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更让吴健和孙志军决定加快拍摄的进度，与壁画的老去展开竞赛。
与时间赛跑：一年拍29万张照片6月18日中午，407号窟内幽暗而阴冷，乔兆福和助手在电脑前检查刚刚拍摄的图片。他们在挽救文物的时间竞逐中，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澎湃记者 周平浪 图 文物总是处于消退中，信息量越来越少，这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樊锦诗说，数字敦煌只是保护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建立洞窟的档案，保存现有的信息，以备后人的研究。这是“与大自然赛跑”的工作。
从2006年数字中心成立开始，到2014年3月，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数字中心已采集300DPI标准的A级洞窟92个，拼接完成其中的26个洞窟，研究院投资近3000万元，加上外界捐助2000多万，总投资约5000万元，数字中心也由20多人壮大到目前80人的团队。
2013年一年，数字中心拍摄了27个洞窟，单张照片29多万张，拼接10万张。2006年以前拍摄的洞窟，也在计划重新拍摄高分辨率的数字档案进行保存。
在参与数字敦煌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孙志军认为它的发展面临3个阶段：首先是将洞窟原始信息采集存储下来；其次，是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以数字形式集合起来；第三个阶段，要考虑数字资产如何保存。
“在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安全能否达到相应的标准？数字资产受软件和硬件限制，当代和未来如何有效保存数字资产，这应该引起广泛、足够的重视。当数字资产能够得到足够重视和有效的保存，后期的利用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笔墨当随时代”，数字敦煌除了保护存档外，还可以用到学术研究、考古测量、临摹壁画等多个方面。“草莓视频在线观看APP传承敦煌文化，也未必拘泥于某种形式，敦煌研究院成立70年来无论是用临摹还是摄影的方式来记录敦煌石窟的现状，都是开放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数字化只是一个壳，真正核心的还是内容，还是它所传递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孙志军坦言。
回首千年西行之路，阳光被挡在大多数洞窟铁门之外。洞窟里的壁画、神龛、佛像淹没在黑暗之中。历经千余年变迁，这些精美、恢弘的画作以及栩栩如生的神祈被遗忘在沙漠边缘的峭壁洞窟中，它们无声地剥离、脱落、碎裂，终将消失。
而数字敦煌的摄影师们，用镜头与快门定格莫高窟逐渐衰老的容颜，在文物消失与挽救的时间竞逐中，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